编辑部：6月15日下午，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研究所杨占秋教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新发地4天内确诊79个病例，说明北京新发地发现的新冠病毒传染力有可能强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访中，他还认为若病毒是从海外经冷鲜生物类产品输入，那么“外防输入”中所包含的内容就要扩大到对这些产品的海关检疫上；另外，病毒类型不同，对疫苗研发也有影响，杨占秋认为这增加了疫苗研发的难度。
其中关于北京新发地发现的新冠病毒传染力有可能强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说法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杨占秋教授表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科学家应该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百家争鸣才是盛世景象。
去冬今春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首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8万多人发病，当人们还未警惕的时候，它迅速播散到长城内外，成为我国史上的重大爆发性疫情。北京在连续57天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这一平静被打破。据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关于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报道，北京自6月11日以来，连续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两位数增长，确诊病例达到228例，所有确诊病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北京市疾控中心杨鹏表示，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北京新发地的病毒是从欧洲方向来的，初步判定与输入性有关。这都表明这次疫情与去年底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无关，是一种输入性的新型病毒感染引发的局部爆发性疫情。
这能说明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比较武汉流行的病毒更强吗？这次疫情的重要性指出我国人群对新冠病毒欧洲流行株也是易感的，它对于疫情防控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在检测、治疗和疫苗研制都应该针对新的病毒有新的思考。
人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过程称为传染或感染。构成传染的过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病原体、人和它们所处的环境。此次北京疫情具备了这些要素，新冠病毒欧洲流行株、新发地市场内工作与接触人员和周围的居民及新发地市场。
让我们认识第一要素病毒。如果两株病毒对同一宿主均具有致病性，但其中一株能引起严重的疾病或者较强的传播能力，我们就可以说这株病毒具有较强的毒力，而决定病毒毒力的物质基础是病毒的基因组结构与蛋白质特征，即病毒结构特征决定了它的传播能力与致病性。
目前在世界地区流行的病毒基因型与我国流行的病毒基因型不同，致病性也不同。最近《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英国剑桥大学Peter Forster博士的论文，将新冠病毒分为A、B、C三种（类）基因型，其中A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流行，并将其称为新冠疫情“爆发根源”，B类毒株则在我国流行，而C类在欧洲传播流行。这些病毒基因型不同表现在它的核苷酸序列差异上，并决定了它们的传播能力与致病性。
据6月1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的2株来自病人和1株来自环境的北京新发地病毒株基因序列信息显示，3株病毒都存在S蛋白D614G突变。也有研究指出D614G突变株是目前世界流行的优势株病毒。这种基因型结构差异导致了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其他地区和欧洲出现了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它就是世界和欧洲疫情持续发展，而且不同于我国的根本原因，病毒基因型结构决定了它的传播能力与致病性。
而且，这也从病原学角度证明这次北京新冠疫情的发生与武汉无关，不是由武汉地区流行的病毒引起，而与欧洲流行的病毒关系密切，是一种输入性感染的局部爆发性疫情，病毒可能有更强的传播能力。近10天北京出现的病例数呈二位数增加，已经证明了这一特点。病毒结构如何决定其致病性与传播能力呢？让我们看一个动物实验例证，肠道病毒能够感染小鼠，并引起鼠心肌炎和死亡，将病毒膜蛋白VP1（143位氨基酸）突变，再感染小鼠，则小鼠不发病，也不出现死亡，这个实验表明病毒的结构决定了它的致病性。
病毒的传播能力与致病性都是对宿主而言的，它表示病毒与宿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病毒被人体的防御系统（免疫系统）阻止或者消灭时，不表现出疾病，人体没有受到伤害；当人体的防御能力较差时，病毒大量生长繁殖，对人体造成损害，并引起疾病的症状体征，这个过程称为传染病发作。也可以说病毒对宿主具有致病性。单位时间内感染与发病人数的多少则表示病毒的传播能力。
就宿主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波及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病例超过884万人，死亡46万多人，其中欧洲病例达到230万，死亡18万多人，而我国仅有8万多例，5000多人死亡。国外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我国的100倍和10倍之多，这进一步说明流行于世界不同地区的病毒传播能力与致病性不同，欧洲流行的病毒强于我国流行的病毒。当然，要证明病毒的致病性与传播能力差异，还需要动物实验进一步验证。但是，我们应该警惕国外流行株病毒在我国的传播流行。
再看环境与病毒的关系，从流行季节看，新冠病毒喜欢低温环境，在冬天和早春流行，并可发生大的爆发流行，夏天不适合新冠病毒生存和传播。武汉疫情证明了新冠病毒这个流行特点，但是，北京这次疫情发生在夏季，并在短时间内病例出现两位数增加，这种反季节性传播与流行，其病例增加速度远超过武汉初发时的规模，单位时间内的传播能力亦已超过武汉。这只能说明欧洲流行株病毒的传播能力强，人与人或者人与物之间的接触导致了病毒的快速传播。当然，这种局部的输入性食品感染，病毒受环境影响小，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流行很快就会被控制和停止。
杨占秋现为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学研究所教授、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中华医学会病毒学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微生物学会/免疫学会常务理事、中华预防医学会武汉分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分析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理事/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兼任《中国病毒学》、《国外医学微生物学分册》、《中华血液病杂志》编委、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委、政协湖北省第九届委员会常委、教育部、湖北省、江苏省基金会议评审专家等职。
1998年：湖北省优秀教师。
1997年：国务院津贴。
1996年：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5，1996年：Travel Award（USA,JAPAN）,国际抗病毒协会
1996，1993年：Scholarship(UK,ISRAEL), 国际微生物学联合会病毒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