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is认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建立自己的课题组（当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当地语言的时候），青年科学家都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只不过在中国，Luis体会到了额外的一点困惑感（confusion）。
2018年9月，Luis在复旦大学开始了微生物组学方向的研究。他的实验室正在分析地球微生物背后的生态过程，并试图回答一些科学问题，比如基因和物种是如何出现并进化的。Luis用计算生物学的方法分析宏基因组（metagenomes）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
Luis第一次来中国是为了参加复旦大学的面试。他在葡萄牙、美国和德国都学习和工作过，掌握了好几种欧洲语言。在中国，Luis已经习惯了生活中的那种善意的困惑感（a quotidian feeling of benign confusion）。
Luis Pedro Coelho
Luis的普通话只停留在初级水平。而在复旦校园以外，很少有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Luis与人们的交流就成为一场场令人困惑的哑剧。他只能通过手势、自动翻译软件、蹩脚的普通话和不停的微笑来应付，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混乱。Luis承认，如果你表现得谦逊一点，人们都会理解你的难处，很友好地与你交往。因此，Luis认为这是一种善意的困惑。
Luis惊讶地发现，在中国的日常工作模式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非常相似。COVID-19疫情暴发之前，Luis的一天通常是：去办公室路上的校园咖啡馆里拿一份咖啡，回复电子邮件，写基金申请和论文，与学生见面，如果时间允许还要读点文献。Luis的工作语言是英文，论文都是提交给英文的期刊，参加的会议也与国际同行们没什么两样。Luis也会用Twitter和Slack与学术界保持交流。
在中国，Luis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经费：国家和市级的资金，甚至还从附近的城市得到了一些资助（国内不少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了100万，比一些小型欧洲国家还要多）。和其他国家一样，申请经费时，Luis要写一份提案，说明提出的想法的重要性，以及验证这些想法的能力。虽然提案可以用英文写，但大部分经费信息只能用中文提供。Luis必须依赖于他所在的系和周围的中国同事来获取这些信息。
当有国际合作的需要时，Luis在国外的人脉就为他提供了机会。例如，Luis与欧洲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者们一起合作进行微生物耐药性的研究。作为这些合作的一部分，Luis常常要处理一些体系间不匹配的问题，增加了合同文件的翻译等额外的文书工作。当国外的合作者需要一份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的文件时，问题就出现了。Luis认为，其中一些问题在欧洲各国间也存在，但在不同的社会体系之间，这些问题要复杂一些。
其他国家的年轻PI也会遇到跟Luis一样的困惑。比如，获得经费后如何吸引博士后和学生的加入，如何与资深科学家竞争人才。参加工作的前六个月时间里，Luis的“团队”只有自己一个人和电脑，就像是继续做着博后。
很幸运地，Luis招募到了优秀的学生和博后。慢慢地，这份工作发生了变化。有一天，Luis到休息室拿咖啡，碰巧看到他的学生和博士后和一位来访的学者坐在一起讨论。那一刻，Luis意识到，他终于成功地拥有了自己的课题组。
